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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千年一遇的妙人,至今找不出第二个

2021-03-23  申博娱乐登入

苏轼不是无神论者。他一生多次遇到神神鬼鬼,遇上了,就去和它们讲道理、谈条件。

一次在回汴京(开封)的路上,经过一条山路,随从中有一个人忽然像中邪一样,开始脱自己的衣服,直到脱光了为止。苏轼赶紧让人帮他重新穿上,再把他绑起来,结果身上的衣裳还是莫名其妙掉了下来。大家都说,这个人一定触怒山神了。

苏轼于是走到山神庙里,开始跟山神讲道理。

苏轼说,这个人在天地间就跟蚂蚁和虱子一样,如此之渺小,又何劳山神在他身上大发神威呢?就算他有什么懈怠失礼或小偷小摸的地方,也犯不着您亲自惩罚呀——毕竟您管辖的地方如此宽广,在您的辖境内,每天都有权贵公然作奸犯科,也不见您敢向他们发飙,如今却要加怒于一个小人物,这实在说不过去吧?

祷告完毕,苏轼走出山神庙,一阵山风向他刮来,“震鼓天地,沙石惊飞”。

苏轼说,难道山神听完更生气了吗?但我不怕。

于是,一行人冒着大风继续前行。风越来越大,直到人和马都走不动了。随从们都劝苏轼回山神庙求饶,苏轼却回答:“祸福,天也。神怒即怒,吾行不止。”山神要发怒,那是他的事,我还是要往前走,看他能奈我何!

没多久,狂风停了下来,那个中邪的随从也清醒了。平静如初,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。

苏轼的一生,就是一段“神怒即怒,吾行不止”的旅程。他并非没有经历过黑暗,只是永远不被黑暗所吞噬。在他生前死后,他所散发出的独特人格魅力,获得了历史的包容和偏爱。可以说,这样的妙人,三千年只出一个,我们迄今也找不出第二个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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▲苏轼画像

01

苏轼家族世居眉州(今四川眉山)。公元1037年的春天,眉州境内的彭老山百花不开,草木枯萎,一座秀丽之山突然就成了荒瘠之地。多年后,眉州的乡亲们才恍然大悟,原来这一年,一个天纵奇才在当地降生,山河的灵秀之气独钟于他一人身上,都被吸走了。这是关于苏轼降生的民间传说。历史上,除了帝王的降生有铺陈不尽的祥瑞之兆,一个文人政治家也获得此等待遇,实在是十分罕见的事。

苏家是当地一个颇为殷实的耕读人家。

苏轼的祖父苏序种植粟米,收成后并不去壳,盖一个大仓库直接储存起来。几年下来,存了有三四千石。没有人知道他的用意到底是什么。直到有一年,眉州闹饥荒,苏序开仓取粟,先救济本家族及亲戚,再赈济佃户和贫民。有人问他,救荒为什么一定要用粟?他说,粟米性坚,经得起久储,缺粮时用它,不会霉烂。

苏轼有个伯父叫苏涣,是整个家族气运转变的关键人。苏涣24岁考中进士,打破了苏家“三代皆不显”的局面,成为这个平民家族上升为官宦家族的第一人。苏轼后来在给苏涣写的祭文中说,伯父为官清廉,四海奔走,把家都忘在一旁,而今亡故,家中却一贫如洗。这就是眉州苏家的家风。

苏轼的父亲苏洵,年轻时被认为是浪荡子。苏轼兄弟很小的时候,父亲常年在外面闯世界,不见人影。兄弟二人的读书启蒙,是由他们的母亲程夫人来完成的。

程夫人出生于眉州青神县一个名门世家,其父程文应是进士出身,官至大理寺丞。在优渥家境长大的程夫人生活富足,自幼喜读诗书,养成了知书达理、端庄贤淑的性格。

程夫人曾亲自担任苏轼兄弟的老师,教他们读书。一天,她教儿子读东汉史,读到《范滂传》时,感慨不已。范滂是东汉名士,学问和道德均受时人敬重,党锢之祸发生时,他被牵连其中。与母亲诀别时,范滂说,生死存亡各得其所,希望母亲不要悲伤。范母回答说,一个人既想要品德名声,又想要富贵长寿,怎么可能两全呢?我愿意你舍弃生命,实现自己的理想。

读到此,程夫人母子均为这段历史深深打动。良久,10岁的苏轼对程夫人说:“我如果成为范滂,母亲会同意吗?”程夫人听此言后,从容地说:“你如果能成为范滂这样的忠臣义士,我难道不能成为范滂的母亲吗?”从那时起,苏轼就发奋进取,博阅群书,心怀天下。

后来,苏洵送两个儿子到州学读书。州学教授刘巨是眉州当地的名士,教了苏轼兄弟俩声律、作对子等本领。有一次,刘巨在课上赋诗咏鹭鸶,念到最后两句“渔人忽惊起,雪片逐风斜”,苏轼当即说,老师的诗好是好,但最后一句改成“雪片落蒹葭”如何呢?刘巨听后,汗颜说,我当不了你的老师了。

苏洵一生三次参加科举,均落第,遂不再执着于自己的功名,而是把希望寄托在两个儿子身上。他给两个儿子编了数千卷书当作教材,并对儿子们说:“读是,内以治身,外以治人,足矣。”就是说,读完这些,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,绰绰有余。他也不照科举大纲来教儿子们,而是以孟子、韩愈、欧阳修的文章为范文,让他们学写古文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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▲苏洵画像

眉州偏居帝国一隅,但是历史悠久,人文荟萃。苏轼和弟弟进京参加科举那一年,眉州就考中了13个进士,举国瞩目。在这座后来被陆游称为“郁然千载诗书城”的西南小城,苏轼从小感受到了日常的历史文化熏陶。

7岁那年,苏轼和小伙伴一起,听到一位90岁的老尼姑在讲后蜀宫中的旧事。老尼姑年轻时曾跟随师傅到后蜀宫中做法事,在一个夏夜,亲眼看到后蜀皇帝孟昶和他的宠妃花蕊夫人在摩诃池边乘凉,吟诗作词。几十年过去,老尼姑还能背诵那晚听到的词句。

老尼姑在讲述这些旧事的时候,深深感染了童年的苏轼。老尼姑背出来的词句,印在了他的脑海。40年后,他还能记得开头的两句:“冰肌玉骨,自清凉无汗。水殿风来暗香满。”这时的苏轼已是一个文学全才,断定这首早已失传的蜀宫词词牌应为《洞仙歌》,遂以这两句词起笔,续写出一阕完整的词章:

冰肌玉骨,自清凉无汗。水殿风来暗香满。绣帘开,一点明月窥人,人未寝,欹枕钗横鬓乱。

起来携素手,庭户无声,时见疏星渡河汉。试问夜如何?夜已三更,金波淡,玉绳低转。但屈指西风几时来,又不道流年暗中偷换。

——苏轼《洞仙歌》

少年时,苏轼有一次和弟弟出去游玩,经过一个小院子,看见墙上写着两句诗:“夜凉疑有雨,院静似无僧。”兄弟俩琢磨半天,觉得写得有意思,却不知道是什么人写的。多年后,苏轼被贬黄州,借宿黄州禅智寺,寺里的僧人都不在,半夜忽然下起了雨,打在竹子上沥沥作响。面对此情此景,苏轼油然想起年少时读过的这两句诗,感慨不已:

佛灯渐暗饥鼠出,山雨忽来修竹鸣。

知是何人旧诗句,已应知我此时情。

那个时候,故乡眉州早已回不去了,但他时常想起儿时的事情。冥冥之中,很多际遇,在当年那个闲游的小城少年身上就埋下了预设的结局。


▲四川眉山三苏祠 

02

公元1057年春天的那场帝国科举,人才辈出,光耀千古。21岁的苏轼与19岁的弟弟苏辙双双中第,脱颖而出。

苏轼的当场作文《刑赏忠厚之至论》,差点使他成为当年的科举状元。当时实行糊名制,主考官欧阳修怀疑这篇好文章是自己的学生曾巩写的,为了避嫌,将此文降了一个名次。等到揭榜,才发现原来是苏轼的大作。

不过,苏轼兄弟上榜后,舆论争议很大。跟同时上榜的曾巩不同,苏轼兄弟此前并无名气,很多读书人表示不服,开始抗议。关键时候,还是文坛盟主欧阳修出马了。

欧阳修在各种场合对苏轼一顿猛夸,说后浪凶猛,老夫当避此人(苏轼),放出一头地。还说,30年后不再有人记得他欧阳修,文坛将是苏轼的天下。

当苏轼去拜见并答谢欧阳修时,欧阳修问,你文章中说,远古尧帝时,皋陶为司法官,有个人犯罪,皋陶三次提出要杀他,尧帝三次赦免他,这个典故出自哪里?

苏轼答,在《三国志·孔融传》注中。

苏轼走后,欧阳修赶紧找来《三国志·孔融传》重读,却未发现这个典故,很是郁闷。下次见面,又问苏轼。

苏轼答,曹操灭袁绍后,将袁绍的儿媳赏给自己的儿子曹丕,孔融对此很不满,说:“当年武王伐纣中,将商纣王的宠妃妲己赏赐给了周公。”曹操忙问此事出自何书。孔融说:“并无所据,只不过以今天的事情来推测古代的情况,想当然罢了。”学生也是以尧帝的仁厚和皋陶执法的严格来推测,想当然罢了。

原本是苏轼杜撰的一个典故,却被他解释得如此清新脱俗,欧阳修听完十分钦佩,事后多次跟人赞赏苏轼善读书、善用书,他日文章一定独步天下。


▲欧阳修塑像 

三年后,为了准备由宋仁宗亲自主持的制科考试,苏轼兄弟二人一起搬到一个驿站中复习。一天晚上,下起大雨,两人正好读到唐代诗人韦应物的诗句:“宁知风雨夜,复此对床眠。”彼此十分感慨,他们知道,眼下兄弟俩形影不离,但一旦踏上仕途,就将各自宦游,面临长别。当晚,兄弟两人约定,日后功成名就,一定及早归隐,一起回故乡眉山。

在以后的岁月里,他们都对这个风雨之夜的约定念念不忘,可是,人在仕途,身不由己,他们终归无法实现这个简单的梦想。

兄弟二人的考试算比较顺利。宋仁宗主持完考试后回宫,掩不住内心的喜悦,颇为得意地对曹皇后说:“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!”

苏轼兄弟由此开始进入仕途。苏轼的第一个官职是大理评事,准备到凤翔府任签判,苏辙则申请在汴京侍奉父亲。1061年,一个寒冷的冬日,苏轼带着妻子王弗和尚在襁褓中的长子出发了。苏辙骑马一路跟随相送,直到数十里外才返回。20多年来,他们第一次分别,两人都很伤感。

路人行歌居人乐,僮仆怪我苦凄恻。

亦知人生要有别,但恐岁月去飘忽。

寒灯相对记畴昔,夜雨何时听萧瑟。

君知此意不可忘,慎勿苦爱高官职。

苏轼看着弟弟返回的背影,想起他们一年多前的风雨之约,提笔写诗,希望两人都不要为了追求官位而忘记初心。

苏轼当官的第一任上司,是凤翔知府宋选。宋选为政勤勉,大事小事都亲自抓,这给了苏轼最早的官员能力示范。苏轼当年进京赶考曾路过凤翔,要在官府驿站投宿,谁知道里面破旧不堪,根本不能住人。如今他到凤翔当官,发现驿站已在新任知府宋选的主导下修葺一新。苏轼从这件小事上颇受启发,专门写了文章说,只想做大事而不屑于做小事,这是世人的通病。只有去除不屑之心,从小事做起,天下才有可能大治。

苏轼从宋选身上学到了为官务实的精神,此后担任多个地方的长官,他都能造福一方百姓。

不过,现在对于初入官场的苏轼来说,他已经感到深深的无力感。他始终怀着一颗悲悯民众之心去履行公务,却感到很多事情根本不是他的职权范围内可以解决的。面对整个国家的制度困境,他常常为自己身为官员感到羞愧。

1063年,嘉祐八年,三月,宋仁宗驾崩,为了修筑帝陵,凤翔府要负责提供大批木料。光这件事,就耗费了苏轼整整五个多月的时间。当时大旱,河水干涸,木料根本运不出去,苏轼内心极其痛苦。他在诗里说,帝陵工期迫近,府里县里都在逼迫百姓,帝王的身后事谁也不敢反对,可是“民劳吏宜羞”。当官不能为民造福,反而使民众不堪重负,那就应该感到羞耻——他是在警告其他的官员,也是在责备自己。

他为此感到气馁,觉得做官没什么意思。一天,他登上宝鸡县斯飞阁,极目远眺,开始思念故乡。他在心中问自己:“谁使爱官轻去国,此身无计老渔樵。”谁让我留恋官位,而轻易抛弃故土呢?这辈子,我是不可能像渔父樵夫一样悠然度日了!

宋选离任后,接任凤翔知府的是陈希亮。陈希亮是眉州人,按理说,他既是苏轼的老乡、长辈,也是其顶头上司,二人应该有一段融洽的共事经历才对。而实际上,两人却颇不对付。这让苏轼吃了不少苦头。

史载,陈希亮是一名雷厉风行、刚毅干练的能吏,“平生不假人以色,自王公贵人,皆严惮之”。到任后,他听到凤翔府中的差役都尊称苏轼为“苏贤良”,就很生气地说:“府判官就是府判官,什么贤良不贤良的。”虽然板子打在差役们身上,但难堪的却是苏轼。

由于苏轼才气过人,他写的公文,以前宋选在任时几乎一字不改。但陈希亮不一样,总是毫不客气地删改,来来回回都表示不满意。这又让以文章自负的苏轼颇为难受。

二人的摩擦多了之后,苏轼不愿意和陈希亮出现在同一个场合,以至于官府宴请、衙门开会都会缺席。陈希亮一怒之下,向朝廷弹劾苏轼,导致苏轼被罚了八斤铜。

到了年底,陈希亮建了一座凌虚台,落成后请苏轼写一篇文章纪念此事。

年轻气盛的苏轼认为“报复”这名“恶上司”的机会来了,于是洋洋洒洒写了《凌虚台记》。《凌虚台记》跟常规纪念盛事的歌颂文章完全不一样,此文的中心思想只有一个——想要通过建筑一座高台来夸耀于世,这是不靠谱的。苏轼在文中说,不要说高台起、高台塌,本身就是速朽的,更何况你真有自己可以依仗的本领,也不会依仗一座高台来青史留名吧。

如此语带讥讽地内涵凌虚台的建造者,陈希亮读完后,这次却一字不改,还命人刻写在石头上。

多年后,苏轼才明白,陈希亮为什么以往老是要为难他。陈希亮私下曾对人说,我挫苏轼的锐气,是怕他年少得志,将来要吃大亏。苏轼知道这一点后,一辈子感念这名前辈的大恩。

陈希亮的儿子陈季常,后来成了苏轼最好的朋友之一。我们熟知的成语“河东狮吼”,就是苏轼调侃陈季常惧内而来的。苏轼曾应陈季常所请,为陈希亮写传记,其中一段写道:“轼官于凤翔,实从公(陈希亮)二年。方是时年少气盛,愚不更事,屡与公争议,形于言色,已而悔之。”因为体会不到陈希亮故意刁难自己的深意,苏轼早已后悔了。

正是有宋选、陈希亮这样的人,从正面鼓励,也从反面打击,才有了一个逐渐成熟和超脱的苏轼。

苏轼在凤翔任职三年多。宋英宗想破格将他召入翰林院,让他担任皇帝的秘书,负责起草皇帝诏书或修起居注——历史上很多宰相都是从这个职位升上去的。

但宰相韩琦反对宋英宗的决定,他说苏轼还年轻,缺少历练,骤然提升不能服众。

最终,苏轼参加馆阁考试,以优异成绩成为一名直史官,专门编修国史。

就在这时候,苏轼的妻子王弗病逝,年仅27岁,留下不满7岁的儿子苏迈。王弗16岁过门,跟苏轼过了十年美满的婚姻生活,可惜这段姻缘就此戛然而止,两人生死殊途。

苏轼想起王弗刚过门,苏轼读书时,她只是坐在一旁做针线活,没有人知道她其实知书识字。直到有一次,苏轼背书,背着背着卡壳了,在一旁的王弗悄悄提示了一句。这让苏轼大吃一惊,拿起书逐一考问王弗,结果她都能答出来。

苏轼做官后,王弗陪同到了凤翔。每次有客人来找苏轼,她都躲在屏风后听双方谈话,客人离去后,她会帮丈夫判断此人值不值得深交。她知道丈夫心直口快,吃了不少苦头,所以希望自己能够帮助丈夫在复杂的人性面前少栽跟头。苏轼回忆说,她的这些观察和判断,事后大多得到了证实。

王弗死后,苏轼很长时间都感觉失去了依靠,颇为失落。在王弗去世十年后,他还做梦梦到了她,醒来悲痛欲绝。他披衣下床,写下了流传千古、感人至深的悼亡词:

十年生死两茫茫,不思量,自难忘。千里孤坟,无处话凄凉。纵使相逢应不识,尘满面,鬓如霜。

夜来幽梦忽还乡,小轩窗,正梳妆。相顾无言,惟有泪千行。料得年年肠断处,明月夜,短松冈。

——苏轼《江城子·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》

王弗去世第二年,1066年,苏轼的父亲苏洵病逝。朝廷派了官船,护送苏洵的灵柩回眉山老家,苏轼兄弟扶柩返乡守制。这也是兄弟二人最后一次还乡。


▲眉山市三苏雕像 

03

当苏轼在27个月后从家乡返回帝都时,朝廷上的事情已经起了变化。

1069年,熙宁二年,年轻的宋神宗起用王安石主持变法,揭开影响北宋历史的新政序幕。但变法从一开始,朝廷上的士大夫就没有达成过共识。这导致此后的朝廷政治走向撕裂、攻讦与党争。

1070年的科举考试,吕惠卿是主考官,苏轼是考官之一。当时的举子知道皇帝热衷变法,所以都在考卷里面鼓吹变法伟大。一个叫叶祖洽的考生,在试卷中答道:祖宗法度,苟且因循,皇帝应该和豪杰之臣一起,“合谋而鼎新之”。这种言论本身并没有错,但考官之间由于立场的不同,导致对这种言论的评价差异甚大。

苏轼认为,叶祖洽这种考生谄媚君王,应该黜落。而主考官吕惠卿,直接将叶祖洽的考卷列为第一名。

苏轼对这个结果十分气愤,话不多说就给宋神宗写了折子,说古代的名医都是有什么本领就治什么病,没那个本领就不敢乱来,而现在的医生则是“未能察脉而欲试华佗之方”,这跟操刀杀人有什么区别呢?

宋神宗看完后,非但没有反感苏轼的直谏,反而颇为欣赏。他把苏轼的折子拿给王安石看,王安石说,苏轼确实很有才,可惜路子不正。

宋神宗还是决定召见苏轼,想跟他见面聊聊。

1071年,熙宁四年,正月,宋神宗见到了传说中的苏轼。面对宋神宗关于变法意见的询问,苏轼直言皇帝“求治太急,听言太广,进人太锐”。实际上是批评皇帝对于变法操之过急了。宋神宗略作沉思后说,这三句话,朕一定仔细想想。

退朝后,苏轼很兴奋地将这次召见说给同事和朋友听。这件事也传到王安石的耳朵里,他担心苏轼的书生之见会影响到皇帝的决策。

不久,针对中书政事堂办事效率低下的问题,朝廷成立编修中书条例所,希望改革吏治。宋神宗想到苏轼,意欲调任苏轼到这个新部门。当皇帝询问王安石的意见时,王安石却直言不讳:“苏轼与臣所学及议论素有歧异,不宜担当此任。”

后来,宋神宗又想任用苏轼修起居注,这是一个最接近皇帝的侍从职位。王安石又一次坚决阻止:“陛下不过是听了苏轼的言论而已,这些言论又没有可用之处,恐怕不宜轻率任用。”

最终,在这一轮人事任命中,苏轼被任命为开封府判官。王安石的用意,是要让繁杂的首都行政事务困住苏轼,使他没时间对朝廷上的事发表意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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▲王安石画像

后人回顾这场变法,已经很难用对错来评判各方的选择与作为。简单来说,王安石眼光向上,主张变法是对皇权和国力负责。经过这场变法,北宋确实强盛了一些,尤其是国库收入有了大幅提升,但他看不到背后的代价。而苏轼看到的,恰恰是变法的代价。

与王安石相反,苏轼眼光向下,看到了变法的具体执行和落地过程中,一步步演变成对老百姓的盘剥。这种认识跟苏轼的情怀、出身和地域都有关系。苏轼来自四川,四川在北宋开国后的半个世纪内,是全国最乱的地区,先后爆发了王小波、李顺、王均等多次起义。原因正在于朝廷征服四川后采取了深度盘剥的模式,逼得当地底层民众没有活路。这段历史,离苏轼生活的年代不过三四十年时间,他对此肯定感触颇深。所以当他目睹底层民众在王安石新法的搜刮之下痛苦呻吟时,就本能地站在了弱者的一边。

李一冰在《苏东坡新传》中说,四川特殊的地理环境,使得蜀人有一种独立天地的思想根源——擅言辞而好论理,不认同世上有所谓的权威存在。苏轼从政,每次都站到当权派的反对立场上,奋不顾身,争论事理,就是源于此。

苏轼曾对好友说:“我性不忍事,心里有话,如食中有蝇,非吐不可。”

于是,政治斗争的黑暗很快扑向了他。

御史谢景温弹劾苏轼,说苏轼在五年前父亲病逝时乘官船归蜀丁忧,趁机满载货物,贩卖私盐和瓷器等。针对这一莫须有的罪名,朝廷竟然煞有介事地派出六路兵马,追查此事。闹得沸沸扬扬,结果却不了了之。这起杀伤力不大、侮辱性极强的诬告风波,使苏轼的名声严重受损,天下人不问是非,只知道苏轼涉嫌“贩私”罪。

苏轼只能请求外放,到杭州担任通判。

至此,那些对变法持有异议的人,包括欧阳修、司马光、范镇等等,退休的退休,归隐的归隐,离京的离京。变法派取得了人事上的全面胜利。

去往杭州任职的路上,苏轼过陈州(今属河南周口)与弟弟苏辙一家相聚,住了两个多月。随后,苏辙送哥哥到颍州(今安徽阜阳),在那里,他们一起拜见了退休定居于此的恩师欧阳修。欧阳修年过六旬,须发皆白,步履蹒跚。他一生历经宦海波澜,受到无数次攻击和造谣,人家把许多不可启齿的污蔑之辞扣在他头上。苏轼在这两三年的政坛风波中,才深刻体会到恩师的不容易。

苏轼兄弟与欧阳修饮酒赋诗,畅谈终日。这是他们的最后一次相见,第二年,欧阳修就病逝了。

在杭州,新法的执行依然让苏轼不吐不快。他在诗里讽刺新法不顾底层死活,而这为他后来遭遇文字狱积累了“证据”。

新法实行后,官府收税要钱不要米,造成米贱钱荒。以救济农民青黄不接为名,由官府放贷的青苗法,这时顺理成章地给下层民众设了一道“陷阱”。虽然其本意也不算坏,但执行过程中却变成了强制。地方官为了多赚取利息,邀功请赏,在规定的利息外又附加各种名目的勒索。本利相加,遇上天灾人祸,农民根本无法偿清国家贷款,在官府催逼之下,只得付出加倍的利息向豪强富户借钱偿还官债,最后弄得倾家荡产。

苏轼在一首诗里讽刺青苗法说:

杖藜裹饭去匆匆,过眼青钱转手空。

赢得儿童语音好,一年强半在城中。

农民跟国家贷了款,到头来却两手空空,破了产。而让人啼笑皆非的是,青苗法手续繁杂,农民为了办理这些贷款手续,一年中倒有大半年的时间耗在城里,耽误了生产劳动,唯一的“好处”是让孩子学会了城里人的口音。

这些破产的农民,最终铤而走险,做起了私盐生意,导致杭州官府的监狱里,人满为患。即便到了除夕,苏轼还在忙碌,将狱中囚犯一个个点名过目。他知道这些囚犯都是被逼无奈,很想将他们释放。但他终归没有这样的胆魄,只能在内心骂自己太怂:

小人营糇粮,堕网不知羞。

我亦恋薄禄,因循失归休。

不须论贤愚,均是为食谋。

承认自己太怂的苏轼,这段时间开始了他的填词生涯。从此,一个不世出的伟大词人上路了。

中举前,他忙着读书,而且太年轻,没有机会参加宴饮酒会,也就没什么机会接触词这一俗称“艳科”的体裁。开始为官的前十年,他是一个积极的儒家入世主义者,也没什么精力和欲望去留意词的创作。直到出任杭州通判后,他结识了前辈词人张先。

张先是宋初最重要的词人之一,以“云破月来花弄影”等带“影”字的词句闻名,被称为“张三影”。苏轼与张先年龄相差近半个世纪,但两人相处颇为自得。张先成为苏轼步入词坛的引路人。民间至今还传说,张先85岁时纳妾,苏轼写了“一树梨花压海棠”进行调侃。张先89岁去世的时候,苏轼写了《祭张子野文》寄托哀思,回忆两人在杭州结下的忘年之交。

步入词坛的苏轼,仅用了四五年时间就写出千古流传的《水调歌头·明月几时有》。那是1076年的中秋节,40岁的苏轼面对一轮明月,怀念自己的弟弟苏辙,趁酒兴正酣,挥笔而就:

明月几时有?把酒问青天。不知天上宫阙,今夕是何年。我欲乘风归去,又恐琼楼玉宇,高处不胜寒。起舞弄清影,何似在人间。

转朱阁,低绮户,照无眠。不应有恨,何事长向别时圆?人有悲欢离合,月有阴晴圆缺,此事古难全。但愿人长久,千里共婵娟。

——苏轼《水调歌头》

当时,苏轼已调离杭州,在密州(今山东诸城)任知州有两年了。写完这阕词的第二年,他又被调到徐州,然后调到湖州,直到一场差点要了脑袋的牢狱之灾降临他的身上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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▲纪录片《苏东坡》截屏

04

1079年,元丰二年。命中大劫,苏轼差点扛不过去。

有人拿他的诗和给朝廷的上表,搞文字狱,说他讥讽朝政。朝廷下令,抓人!

当时苏轼在湖州任知州。从帝都开封到湖州颇费时间,新党骨干、御史台中书丞李定,为寻找执行逮捕任务的人选而发愁,考虑许久,选中皇甫僎作为抓人领队。

皇甫僎带着他的儿子与两名台卒,日夜兼程,奔赴湖州。这时,驸马都尉王诜给苏轼的弟弟苏辙通风报信。苏辙立即派人赶往湖州,希望赶超皇甫僎,好让哥哥提早得知消息,做好心理准备。

皇甫僎的儿子不巧途中生病,耽搁了行程。这样,苏轼提前知道了即将到来的命运。

然而,当皇甫僎一行人出现在湖州地方官署时,苏轼还是相当惊恐。根据他事后的回忆,两名抓人的士兵拘捕他一个地方官,就跟抓一个盗贼一样。

苏轼预料自己必死无疑,首先想到的是跟妻子告别,给弟弟苏辙留封遗书,托付后事。船行到太湖,他欲投水自尽,但想到一死可能连累弟弟,他忍住了。

苏轼下狱的日子里,一些人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已,另一些人则替这名当世第一大才子求情。连他的政治对手、已经退隐金陵的王安石,也替他求情:“岂有圣世而杀才士者乎?”

某天入夜,一个陌生人进入苏轼的牢房,未发一言,便在他的身边躺下睡觉。第二天醒来后,那人对苏轼说了一句“恭喜啊”。苏轼一脸迷惑,不知何意。人家笑了一下,说:“安心熟睡就好。”说完就起身,离开了牢房。

后来,苏轼才知道,那是皇帝派来监视他是否有不臣之心的人。人家发现苏轼睡得香,就知道他心中没有鬼,于是回去复命了。宋神宗本来不舍得杀苏轼,这下终于可以对大臣们说:“朕早就知道苏轼于心无愧。”

在狱中待了四个多月后,朝廷的判决下来了,苏轼被贬官黄州(今湖北黄冈)。

出狱当天,苏轼又写起了诗:

平生文字为吾累,此去声名不厌低。

塞上纵归他日马,城东不斗少年鸡。

末句用了一个典故,说的是唐代长安城里以斗鸡闻名的贾昌,年纪轻轻就受到了喜爱斗鸡游戏的唐玄宗的宠信。苏轼的言外之意,是说如今朝廷上都是投皇帝所好的谄媚之人,我可不与这些人为伍。

写完,他知道自己又犯忌讳了,无奈掷笔大笑:“我真是不可救药。”

谪居黄州,苏轼名义上是团练副使,一个并无实权的小官,实际上属于朝廷的监管人员,并不能随意离开。黄州因为苏轼的到来,而成为文学史上的精神坐标。在那里,宋词史上豪放派的经典之作《念奴娇·赤壁怀古》,正在等待他来书写。在那里,他度过了一生最痛苦的时期,也完成了自己的精神炼狱。

在那之前,他的人生基本上顺风顺水,是被当作“太平宰相”来预期的。但如果没有这些挫折和磨砺,也就不会有如今世人熟悉的超脱豁达的苏轼。

初到黄州的苏轼还无法接受人生的骤然坠落。他几乎断绝了与友人的来往,慢慢调适自己的状态。寓居黄州定慧院,他写过一阕词,词中透露了他孤寂而又独立的心态:

缺月挂疏桐,漏断人初静。时见幽人独往来,缥缈孤鸿影。

惊起却回头,有恨无人省。拣尽寒枝不肯栖,寂寞沙洲冷。

——苏轼《卜算子·黄州定慧院寓居作》

安定下来后,苏轼说自己“扁舟草履,放浪山水间。客至,多辞以不在,往来书疏如山,不复答也。此味甚佳,生来未曾有此适”。任性,疏散,当被抛离了帝国官场升迁的正常轨道之后,苏轼终于发现了人生的新天地。

他成为一个农民。跑到田间、集市、江畔,跟各种人聊天。如果人家说不出什么有价值的东西,他就请求人家给他讲个鬼故事。人家推辞说没有鬼故事。他却说,瞎编一个也行。他很享受这种没人知道他的身份和经历的状态,“自喜渐不为人知”。

也正是从黄州之后,苏轼成为了历史上潇洒的苏东坡——尽管“东坡”这个号,实际上起源于窘迫的现实。

在黄州,苏轼一家的日常开支十分节俭,但由于没有收入,他带到黄州的钱顶多也只够撑一年。一年后,苏轼一家陷入了窘境。这时,追随苏轼到黄州的好友马梦得发现了黄州城东一片荒芜的坡地,遂向官府申领了那块地。

马梦得跟苏轼同年同月生,同为摩羯座。用苏轼的话说,这个星座“无富贵人”,所以他和马梦得都是穷鬼,但如果一定要分出谁是穷鬼的冠军,则马梦得一定当仁不让。这个比苏轼还倒霉的穷鬼,却帮苏轼要到了一块可以维持生计的荒地。

苏轼将这片无名高地称为“东坡”,从此自称为“东坡居士”。

他沉浸在做农民的日子里。选好了一个日子,他在东坡上放了一把火,烧掉了上面的杂草。如有神助,大火过后,他发现了一口暗井——从此在这里耕种,灌溉不成问题。他买了一头牛,添置了锄头、镰刀等农具,在地里种麦子。收成后,他让妻子王闰之用小麦和小米掺杂在一起做饭。孩子们觉得难以下咽,他却吃得很香。

王闰之是王弗的堂妹。王弗病逝后,她成为苏轼的继室。她知道苏轼好酒,却又酒量差,但从不阻止苏轼喝酒。如果苏轼心情烦闷,她就会说,我给你弄一些酒吧。

苏轼似乎很满足于耕种的日子,清晨带着农具和一只酒壶出门,累了就喝口酒,困了就倒在土地上睡去。在给友人的信里,他介绍了自己的“产业”:五间屋子,十余畦果树和蔬菜,一百余颗桑树。

夜里,他会在灯下一遍遍抄写陶渊明的《归去来兮辞》。在词里,他认为自己的前生就是陶渊明:“梦中了了醉中醒,只渊明,是前生。”

有一次,他和朋友们在深夜里喝酒,醉了又醒,醒了又醉,回家已是三更时分。他站在门外,敲门无人应答,只听到家童熟睡的鼾声。他只好蜷着身子,坐在门前,依稀听到暗夜里传来江水拍岸的声音:

夜饮东坡醒复醉,归来仿佛三更。家童鼻息已雷鸣。敲门都不应,倚杖听江声。

长恨此身非我有,何时忘却营营。夜阑风静縠纹平。小舟从此逝,江海寄余生。

——苏轼《临江仙》

这阕词在黄州城传开后,人们说,苏东坡唱罢此歌,把衣冠挂在江边,乘舟远去了。黄州知州徐君猷听到这个消息,紧张得要命——他对苏轼负有监管责任,于是赶紧跑到苏轼家。到门口,却听到了苏轼的鼾声。这才放下心来。

对于苏轼而言,他要考虑的是如何在黄州安居下来。东坡毕竟是一块官地,难保哪天就被收回去,所以苏轼想自己买一块地。

春天,他跟着朋友到黄州东南的沙湖去看地,走到半路,突然下起了大雨。同行的朋友都觉得很狼狈,只有他淋雨淋出了一阕好词:

莫听穿林打叶声,何妨吟啸且徐行。竹杖芒鞋轻胜马,谁怕?一蓑烟雨任平生。

料峭春风吹酒醒,微冷,山头斜照却相迎。回首向来萧瑟处,归去,也无风雨也无晴。

——苏轼《定风波》

当他和友人再次游览黄州城外的赤壁矶,他早已不再执着于个人的境遇。历史的交叠与风景的陶冶,铸造了一颗旷达之心。他写下了被誉为“古今绝唱”的经典词作:

大江东去,浪淘尽,千古风流人物。故垒西边,人道是,三国周郎赤壁。乱石穿空,惊涛拍岸,卷起千堆雪。江山如画,一时多少豪杰。

遥想公瑾当年,小乔初嫁了,雄姿英发。羽扇纶巾,谈笑间,樯橹灰飞烟灭。故国神游,多情应笑我,早生华发。人生如梦,一尊还酹江月。

——苏轼《念奴娇·赤壁怀古》

一个涅槃后的苏轼,归来了。再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击垮他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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▲纪录片《苏东坡》截屏

05

在苏轼被贬黄州的四年时间里,皇帝未曾把他遗忘。

1084年,元丰七年,苏轼被移贬汝州。汝州离北宋的政治中心不太远,这意味着苏轼政治境遇的改善。苏轼原本想上谢表,说明自己愿意终老于黄州,但想想这毕竟是宋神宗的一番好意,只好作罢。

他要离开自己用心经营的田宅,以及好不容易安顿下来的环境和内心,还是颇有些不舍。在不久之前,他刚跟友人要了一批柑橘树苗种下,想来再也看不到它们长大结果了。

苏轼从黄州北上,途中专程到金陵拜见隐居了八九年的王安石。

那天,王安石骑着一头驴去码头迎接苏轼。苏轼连帽子都没戴,就上岸对王安石说:“轼今日敢以野服见大丞相!”王安石大笑:“礼岂为我辈设哉!”这句话出自《世说新语》,是竹林七贤之一的阮籍说的。被罢相彻底离开政坛后,王安石的思想变得颇为开通。苏轼这时倒不忘怼王安石:“轼亦自知,相公门下用轼不着。”意思是,他们在政治上不是一路人。

虽然在政治见解上存在分歧,但不妨碍同时代的两颗巨星保持私人友谊。在金陵期间,两人放下变法之争,相约同游山水,多次作诗唱和。

骑驴渺渺入荒陂,想见先生未病时。

劝我试求三亩宅,从公已觉十年迟。

这时的苏轼,还打算“买田金陵”,跟王安石一起归隐钟山。尽管后来未能如愿,但此时此地,苏轼的心境是真的。他意识到自己应该像王安石一样,尽早抽身隐退。

所以,苏轼并不着急到汝州去。他给宋神宗上了一个表,说明因“资用罄竭,去汝(州)尚远,二十余口,不知所归,饥寒之忧,近在朝夕”,请求暂时不去汝州,先到常州居住。后来得到批准。

没多久,宋神宗驾崩,宋哲宗即位,高太后以哲宗年幼为名,临朝听政。退隐洛阳著书长达17年的司马光,重新获起用为相,新党势力被全面压制。朝局风云突变。

苏轼很快被召还朝,升翰林学士、知制诰,知礼部贡举。

在这场名为“元祐更化”的政治变动中,大权在握的司马光在病中坚持尽废新法,甚至最后几天上朝都为此忙得不可开交。而苏轼遇事不吐不快的个性再次展现出来,他建议朝廷权衡利弊,保留变法中有益的部分。他本人支持保留免役法,废除青苗法。司马光却不听劝告。

王安石原本对朝中的变化默默无语,直到免役法被司马光所废,才老泪纵横地哀叹道:“就连免役法也要废除吗?我跟先帝可是研究了整整两年才推行,方方面面都考虑周全了。”1086年,元祐元年,王安石与司马光先后病逝,而变法引发的内耗与纷争远未休止。

朝廷上慢慢衍生出洛党、朔党、蜀党三党之争。北宋政坛对蜀人一直怀有偏见。苏轼在世时名声已经很盛,但他从来没有机会真正操持权柄。每当他被列为宰辅的人选时,朝廷言官就会以“蜀人太盛”进行阻止。苏轼虽然被当成“蜀党”领袖,但高太后很了解苏轼、苏辙兄弟,说:“我知道,你兄弟二人在朝自来孤立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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▲大宋朝堂党争不止 图源/电视剧截屏

回帝都汴京四年,不堪政争的苏轼屡次请退,终于在1089年获准外调杭州知州,离开了是非之地。

苏轼虽以文学大家扬名,但他是个实干型的官员,受不了朝廷上冗长而没意义的政争。做一方父母官,为百姓干实事,反而是他最舒服的去处。从政以来,他做过密州、徐州、湖州、杭州等多个地方的一把手,每到一地,革新除弊,因法便民,兴修水利,应对灾害,都留下了相当好的口碑。

宋人笔记记载,苏轼在杭州为官期间,经常在西湖边上办公,早晨从涌金门泛舟而来,中午到普安院吃饭,于冷泉亭据案断决,处理公文时“落笔如风雨”,傍晚则乘马以归。

他关心民瘼,勤政为民,对百姓怀有深深的同情心和同理心。这样的地方官,即便没有那些经典诗词的加持,也一定会留名史册。

出任杭州知州后,当地大旱歉收,并爆发瘟疫,《宋史》记载“饥疫并作”。苏轼上书朝廷,请求减免“本路上供米三(分)之一”,又组织赈济灾民。面对疫情,他拿出了一个名叫“圣散子”的药方。那是他从蜀中故人巢谷那里拿到的秘方。这一秘方对于救急,疗效奇佳,巢谷秘不示人,连亲生儿子都不肯传授。后来,他实在拗不过苏轼的纠缠,把苏轼带到江边,要他对着江水发毒誓,绝不传给他人。然后,才把秘方交给苏轼。但面对百姓生死,苏轼已经顾不得他的誓言,他公开了这个秘方,并在街头支起大锅,煎熬汤剂,救人无数。

在这场疫病中,苏轼还从公款里拨出二千缗钱,并带头捐出五十两黄金,设立了“安乐坊”,作为救济贫病之人的公办医疗机构。安乐坊后来成为北宋安济坊的原型。

史载,苏轼在杭州做了许多实事,杭州人感激他的恩德,家家挂有其画像,“饮食必祝”。

苏轼去世后,杭州一名老僧回忆,他年轻时在寿星院出家,夏天常常看见苏轼一个人赤脚上山。苏轼会向他借一把躺椅,搬到竹林下,脱下袍子,赤背在午后的阳光下小睡。突然,他发现苏轼的背上有七颗黑痣,像北斗七星一样排列。老僧人说,这说明苏轼是到人间做客的神仙。

“神仙”是来做事,也是来历劫的。

高太后去世后,宋哲宗亲政,新党再度得势。1094年,绍圣元年,58岁的苏轼被贬至惠州。

在惠州,苏轼继续往美食家的方向进修。当年在黄州时,他就因为穷而独创了猪肉的做法,成为后世流传的“东坡肉”的创始人。如今,他又成了所谓的“羊蝎子之父”。

因为是被贬斥的罪官,苏轼在惠州没有资格与当地权贵争抢好的羊肉。他私下嘱咐杀羊的人,给他留下没人要的羊脊骨,在这些骨头之间也有一点羊肉。取回家后,他先将羊脊骨彻底煮透,再用酒浇在骨头上,点盐少许,用火烘烤,等待骨肉微焦,再吃。他终日在羊脊骨间摘剔碎肉,自称就像吃海鲜一样美味。

他在给弟弟苏辙的信中调侃对方,老弟啊,你生活优渥,饱食好羊肉,把牙齿都陷进去了也碰不到羊骨头,怎么能明白这种美味呢?在信末,他又说,这种吃法是不错,只是每次自己把骨头上的肉剔光了,围在身边的几只狗都很不开心。

苏轼在惠州还爱上了岭南佳果——荔枝。他跟儿子开玩笑说,千万别让自己的政敌知道岭南有荔枝,不然他们都会跑过来跟他抢着吃。

1097年,绍圣四年,苏轼被贬到了极远极荒凉的海南岛儋州。

长子苏迈来送别,苏轼把后事交代得一清二楚,如同永别。他决定到海南后,为自己做一口棺材。到了海南,才知道当地人根本不用棺材,他们在长木上凿出臼穴,人活着用来存米,人死了就放尸体。

一次,他在田垄上放歌而行,一个老妇人迎面走来,对他说:“先生从前一定富贵,不过,都是一场梦罢了。”他听后,大惊。

他常常站在海边,看海天苍茫,料定自己应该不可能活着离开这座孤岛了。不过,他后来转念一想,这个世界上的人,不都身处在大海的包围之中吗?而自己像一只蚂蚁,跌入一个小水洼,就以为落入了大海,于是慌慌张张爬上一片草叶,不知自己会漂向何方。可是,用不了多久,阳光照射,水洼干涸,小蚂蚁就生还了,见到同类,还哭着说:“我差点就再也见不到你了。”这只蚂蚁很可笑,但个人在天地间的悲哀,何尝不是如此?

在孤岛上活通透了的苏轼,还是得到了命运的最后一丝眷顾——1100年,随着宋哲宗的病逝,朝局再起变化,苏轼获准北归,活着离开了海南。

第二年正月,苏轼一家北归途中,在大庾岭上一间小店休憩,有个老翁问跟随的仆人:“官是谁?”

“苏尚书。”

“是苏子瞻吗?”

“是的。”

老翁上前向苏轼作揖说:“我听说有人千方百计陷害您,而今北归了,真是天佑善人。”

苏轼笑而谢之,随即题诗店壁:

鹤骨霜髯心已灰,青松合抱手亲栽。

问翁大庾岭头住,曾见南迁几个回。

李一冰在《苏东坡新传》中说,苏轼历劫归来,最大的庆幸,是他平生一片刚直的孤忠,而今大白于世。一切污蔑和猜忌的浮云已经吹散,则天上一轮孤月,也当为人所共见了。“浮云世事改,孤月此心明。”

越过南岭,经赣江入长江。苏轼想着等儿子们举家到齐,就搬往河南许昌,去跟弟弟苏辙同住,实现他们年轻时许下的夜雨对床的约定。但北方政局突然大变,新党曾布开始专权。许昌临近帝都,苏轼担心到那里又起是非,故无奈写信托人转告苏辙:“颇闻北方事,有决不可往颍昌近地居者……恨不得老境兄弟相聚,此天也,吾其如天乎!亦不知天果于兄弟终不相聚乎?”

船到仪真(今江苏仪征)时,苏轼曾跟米芾见了一面。米芾把他珍藏的两幅书法交给苏轼,请他写跋语。但仅仅两天后,苏轼就瘴毒大作,猛泻不止。过了数日,病情一点也没有减轻,这时的苏轼隐约有不好的预感,他在信里嘱托弟弟说,我死后,把我葬在嵩山下,请你来为我写墓志铭。苏辙接到这封信,痛哭不已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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▲苏辙画像

到了常州,苏轼停下了他的旅程。他病了50多天,已经进入弥留之际。

他对三个儿子说:“吾生无恶,死必不坠。”我一生没做亏心事,不会下地狱的。

又说,我死时,千万不要哭泣,让我坦然化去。

长子苏迈询问后事,苏轼没有回应,溘然而逝。这一天是北宋建中靖国元年七月二十八日,公元1101年8月24日。宋人笔记记载,苏轼死后,他眉山老家的彭老山,草木恢复了繁茂。天地灵秀之气重归于天地。

在最后生病之前,苏轼刚刚给自己写了四行诗,作为一生的总结:

心似已灰之木,身如不系之舟。

问汝平生功业,黄州惠州儋州。

苏轼不是无神论者,但他在每一段见鬼的人生阶段,慢慢修炼得通透而无所畏惧。黄州、惠州、儋州,是他的三段贬谪经历,是他的政敌与常人眼中的黑暗阶段,但苏轼不这么认为。不是熬过这些黑暗的时光,就会过上好的人生;而是,与这些黑暗的时光共处,这就是他的人生。

人生到处知何似,应似飞鸿踏雪泥。

泥上偶然留指爪,鸿飞那复计东西。

尽管苏轼已经去世900多年,但这只飞鸿,并未如他所担忧的那样消失无痕:他和它依然活在漫长的历史时空里。

参考文献:
[宋]苏洵:《嘉祐集笺注》,曾枣庄等笺注,上海古籍出版社,1993年
[宋]苏轼:《苏轼文集》,孔凡礼校注,中华书局,2004年
[宋]苏辙:《栾城集》,曾枣庄等校点,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7年
[宋]李焘: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,中华书局,2004年
[元]脱脱:《宋史》,中华书局,1977年
钱穆:《国史大纲》,商务印书馆,2010年
王水照、朱刚:《苏轼评传》,南京大学出版社,2004年
林语堂:《苏东坡传》,百花文艺出版社,2008年
李一冰:《苏东坡新传》,四川人民出版社,2020年
杨光照、张晓敏:《苏东坡》,纪录片,2017年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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